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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聞天，1900年出生在江蘇省南匯縣的殷實農(nóng)戶家庭。原名“應皋”（也作“蔭皋”），字“聞天”，取《詩經(jīng)》中“鶴鳴于九皋，聲聞于天”之意。他17歲時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。1919年，他參加了五四運動，隨后在報刊上公開介紹《共產(chǎn)黨宣言》中的“十條綱領”，可以說是在中國最早宣傳馬列注意的先驅(qū)者之一。
同年，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科，翌年7月去日本東京學習，1922年夏又自費留美勤工儉學，一年多后回國。1925年6月初，張聞天在上海入黨，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，后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和工作。他取俄文名字“伊思美洛夫”，從此即用譯音“洛夫”、“洛甫”為筆名。因他在理論研究上高于留蘇的其他人，王明等教條主義者大力拉他，而張聞天因缺乏國內(nèi)實際工作經(jīng)驗，一時也對他們的主張表示贊同。1931年初，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長，后任政治局委員、書記處書記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（相當于總理）等職。

張聞天通過實踐，認清了“左”的錯誤危害，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大力支持毛澤東領導紅軍。會上，張聞天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隨后又替代博古負總責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。三十年代末期以后，他主要分管黨的宣傳教育。延安整風時，他檢查了過去的教條主義傾向，要求到實際工作中鍛煉。

1945年黨的“七大”后，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，卻主動到東北去，曾任東北局組織部長、省委書記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他轉(zhuǎn)入外交領域，歷任中國駐蘇大使、外交部第一副部長、“八大”的政治局候補委員。

在1959年7月廬山會議上，由于他對“大躍進”提出不同意見，被錯誤地定為“反黨集團”成員，撤職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經(jīng)濟研究所研究員。“文革”中遭極“左”勢力迫害，他被監(jiān)護審查并遣送到廣東肇慶。因毛澤東對他還有過好的評語，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顧。最后，他以張普（意思即普通人）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蘇無錫，1976年7月1日病逝。

沒有革命的理論，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建黨初期，因主要精力投入實際斗爭，加之文字翻譯有一定難度，在掌握馬列主義理論方面還很不夠。張聞天的可貴之處，在于他是黨內(nèi)為數(shù)極少的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。
張聞天的成長經(jīng)歷與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有共同之處，即經(jīng)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，由追求民主主義以救國救民，最后轉(zhuǎn)向共產(chǎn)主義。不過，他還有特殊之處，即成長于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底蘊深厚的蘇南地區(qū)，又留學到過日、美、蘇三國。他懂日語，能用英語演講，俄語水平也很高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眾多中國革命學生中，確實是鳳毛麟角，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選進入蘇聯(lián)最后理論學府——紅色教授學院深造。因他沉著、風雅、有學識，黨內(nèi)很多人都稱他“老教授”。

張聞天因理論學習成績優(yōu)異而受到共產(chǎn)國際的重用，被派回過內(nèi)擔任中央領導職務。開始時，他曾經(jīng)犯過“左”傾教條主義錯誤。一旦深入實踐，他便能很快認識真理。毛澤東在“八大”上曾經(jīng)說：“如果沒有洛甫、王稼祥同志從第三次‘左’傾路線分化出來，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。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，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。”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前后做出的歷史貢獻，恰恰是理論工作者與實際結(jié)合的典范。

作為一個學者型的人物，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一度被歷史大潮推到黨的總負責的職位上。而他在大政方針上，基本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理。延安時期任中央辦公室主任的師哲曾這樣評價說：“他一生謙虛、謹慎、平易近人。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，同他談論問題、交換意見或向他請教。但在解決實際問題、處理困難而復雜的事務時，大多是不依賴于他，也不苛求于他的。這或許是由于他的實際斗爭經(jīng)驗較少和他那十足的書生氣的緣故而造成的吧。”

在張聞天身上，體現(xiàn)了中國傳統(tǒng)知識分子的優(yōu)點和一些弱項。不過從主流上看，他的確是黨內(nèi)面向世界追求先進思想、先進生產(chǎn)力的光輝代表。張聞天不僅有理論上的長處，而且一生為人正直，在歷史關鍵時刻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。1959年廬山會議形式逆轉(zhuǎn)時，胡喬木事先打電話勸他少講一些。張聞天還是不計個人得失，忠言直諫。他講了3個小時，以馬克思注意政治經(jīng)濟學觀點和調(diào)查研究的材料為依據(jù)，指出和分析了“大躍進”以來“左”的錯誤。盡管被撤職罷官，他仍注意經(jīng)濟調(diào)查，寫下了集市貿(mào)易意見書、生產(chǎn)關系兩重性論文和政治經(jīng)濟學筆記。

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勞動中，他寫下批判“左”傾錯誤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“肇慶文稿”�？梢哉f，這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早的理論成果，代表了黨內(nèi)當時認識的最高水平，也對后來的改革開放事業(yè)產(chǎn)生了積極的影響。

三十年代在江西的“紅都”瑞金，毛澤東與張聞天兩人相鄰而居。毛澤東當時曾被莫斯科回來的某些人譏諷為“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”。張聞天卻同毛澤東經(jīng)常聊天，還關照政府工作人員要尊重他。1934年春，二人合著了《區(qū)鄉(xiāng)蘇維埃怎樣工作》一書。張聞天深感留蘇歸國的許多人缺乏實際經(jīng)驗，曾感慨地說：“中國革命確實離不開毛澤東啊！”

因張聞天與博古、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，都受共產(chǎn)國際委派回國工作，博古負總責，張聞天是三大常委之一。國際顧問德國人李德曾對他說，這里的事情還要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辦，意思是要張聞天跟他們站在一起。但張聞天通過實踐，與他們的分歧還是日益加深。
長征時在行軍途中，張聞天向毛澤東傾訴了內(nèi)心的苦悶和憂慮。兩人經(jīng)過長談，一致認為應糾正李德、博古的錯誤。于是，在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上，張聞天在博古的報告后，根據(jù)毛澤東的意見作了批判“左”傾軍事錯誤的“反報告”，并負責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，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(nèi)、軍內(nèi)的領導地位。

張聞天從年輕時起就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，不長于處理瑣事。他戴著眼睛，不茍言笑，常在沉思問題，從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。他被推為總負責人之后，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適合于領袖地位。1935年4月紅軍長征渡過北盤江后，要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到白區(qū)工作，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，毛澤東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陳云。同年夏天，紅一、四方面軍會師后，為了表示團結(jié)，他又主動提出將自己的職務讓出來，被毛澤東勸止。

1938年秋天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前，共產(chǎn)國際確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領袖，但職務并未明確。于是，張聞天又在會議期間誠懇地提出，應推舉毛澤東為當中央總書記。毛澤東經(jīng)過全面考慮，對張聞天說：“洛甫，你是‘明君’，開明之君，黨中央總書記繼續(xù)由你擔任吧。”會后，張聞天卻“主動讓賢”，將工作逐步轉(zhuǎn)交給毛澤東，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由他過去的窯洞移到楊家?guī)X毛澤東的住處。“讓賢”之后的張聞天，主要從事黨的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。

他一向敬重毛澤東，卻又從不盲目，有獨立見解并愿意不斷探索。脫離負責崗位后，他自感缺少實際經(jīng)驗，于是去搞農(nóng)村調(diào)查，隨后提出一個將來如何使農(nóng)民富裕的生產(chǎn)方式設想。當時的環(huán)境使這一設想不能實現(xiàn)，不過幾十年后再看這一見解，人們卻不能不佩服張聞天的遠見。